用辩证思维看待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

　　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占世界人口总量约20%，超过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同时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广袤疆土，幅员辽阔，各地要素禀赋和资源特色迥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可媲美国际发达城市，沿海地区经济发达，西部贫困山区还有众多失学儿童，城乡差距巨大，区域发展很不平衡。打个形象的比喻，今日中国相当于几个发达国家群以及若干个发展中国家群和欠发达国家群的综合体，而且板块互动：一线城市处于城镇化成熟期，提升优化城市空间，产业升级和服务转型迫在眉睫；二线城市处于城镇化高速发展期，产业集群和城镇化蓬勃发展；三四线城市处于城镇化初期，工业化和城镇化方兴未艾；广大农村发展滞后，基础设施尚不发达，农业现代化任重道远。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城镇化层次如此丰富，人口如此众多，特征如此多元。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城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城镇化的成功，不仅是中国的成功，民族的成功；也是世界的成功，人类的成功。

尊重经济规律, 正确理解城市和区域发展过程中经历的自然现象和矛盾

　　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大，是历史上的美国和今日中国面临的同样问题，也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经历的自然现象和过程。从美国城市发展过程来看，早期的集聚效应有效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外国移民和农村人口主要往百万人口以及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移民，以纽约，芝加哥等为代表的全国性中心城市在全国城市化进程中处于主导地位。从经济规律来说，这也是城市发展早期阶段传统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利用集聚效应，资源向城市倾斜发展的结果。以集聚效应和大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在发展初期促进了城市的快速发展，但也带来了城乡差距大的问题。

　　当这些超大城市迅速膨胀，超过一定规模后，由此产生的交通堵塞，住房紧张，工作机会减少，环境污染等问题应运而生，生活和工作舒适度开始下降，周边的中小城镇则以优美的环境，相对便宜的住房，宽松的交通体系以及更人性化的社区生活方式吸引了更多人的青睐，成了许多城市居民和新移民的首选。城市郊区化开始并逐渐成为主流，并最终城乡一体化融合形成大都市区和巨型城市带，城乡差距逐步减小，地位互易，同时在很多地方由于过度郊区化，又形成了“郊区繁荣兴旺，市中心衰落”的新问题。

　　由于早期资金和资源的有限性以及交通的限制，美国区域发展走的是一条“循序渐进，逐步西进”的路径。首先由于商业贸易的发展，东海岸港口城市逐渐发展起来，纽约成为全国最大商埠和经济中心，以纽约为主干的东北部经济核心区逐步形成，为中西部的兴起和其他地区的开发准备了条件。随着伊利运河和纽约—－哈德逊铁路的建成，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鼎盛时期，美国经济发展的热点地区转移至中西部，以芝加哥为代表的中西部制造业在1920年达到了顶峰，但此时美国西部和南部还很落后，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凸显。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早期缺乏资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根据当时国情，走的也是一条循序渐进的发展道路。首先以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先行先试，初步成功后扩展至珠三角，广东由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经济发展重心。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海城市带，这种从某一具有区位优势的地方突破，由“点”到“线”再到“带”，最后到“面”的渐进式不均衡发展道路，与当年的美国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也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和具体国情所决定的，通过初期的不均衡阶段性发展，渐进式到最后实现全国人口和经济均衡发展，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然规律和客观现象。

　　这种“集中资源办大事，循序渐进”的发展思路在中国整体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了有限资源和人口的集聚效应，获得了巨大成功。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结束了美国114年的霸主地位，实现了中国经济“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跨越”，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的新纪元。中国沿海地区迅速成长，成为“世界制造工厂”，经济成就令世人瞩目，但同时也带来并加剧了沿海和内陆地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随着土地和人力资源成本的提升，沿海地区原有的低成本发展模式面临严峻挑战，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趋明显。然而，经历了40余年的高速发展，今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经济最大推动力和世界最大外汇储备国，并依然生机勃勃，增长势头强劲。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尽管绝对成本优势有所缩小，但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有所提高，不仅仍保持相对成本优势，而且技术和产品差距已经缩小，同时对与中国相邻的中亚，东南亚，印度等周边国家已形成资金，技术和产品优势，已有必要并有能力全面加速发展中西部广大欠发达地区，并将部分潜力地区转化为新兴地区，实现中国经济从不均衡到全面均衡发展的转变已变得迫在眉睫。

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巨大，是挑战，更是机会

　　中国区域辽阔，地理特征和资源分布差异巨大。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大，正好赋予中国足够的战略纵深，回旋余地大，赋予了中国经济发展后续动力和可持续性，延长了经济高速发展周期。经过4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沿海地区发展迅速，基础配套设施日益完善，已成为“世界制造工厂”。 随着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提升，沿海发达地区原有以低成本为主要竞争优势的发展模式面临严峻挑战，投资拉动经济成长的边际效应逐步递减；然而中国广阔的中西部地区仍处于欠发达状态，仍然拥有丰富的土地和劳动力优势，具备承接沿海传统制造业的天然条件，投资拉动仍然具有广泛适用性和发展前景。利用投资拉动启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性，不仅在过去40年在中国沿海地区发展历程中得到验证，而且也在美国西部和南部发展历程中得到充分体现，不仅表现在传统制造业，也表现结合当地资源和自然特色优势而发展的新兴产业上，如国防，高科技，养老等。

　　经济发展落后的欠发达地区，通常土地资源丰富，人力成本相对合理，自然环境大多数情况下保存较好，部分地区环境优美，气候宜人。“一张白纸上更容易画出最美的风景”，对于新兴产业而言，欠发达地区不仅具有成本优势和潜在的环境优势，而且历史包袱和负担较小，充分利用好后发优势，有可能跨越农业社会和传统基础产业，将欠发达地区转换成新兴地区，以新兴产业为主导实现跨跃式发展，后来居上。

　　另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赋予了中国大市场，使中国同时具备“低成本，低起点，大纵深，大市场”多重属性，具备打造内部完整产业链和经济内循环圈的潜力，而这正是中国根本性区别于“亚洲四小龙”和一般中小国家的最大优势所在。从人口和面积看，新加坡相当于中国一个大城市（如上海），韩国相当于中国一个省（如浙江），而日本相当于中国一个经济带（如长江三角洲）。由于人口，市场和地域的限制，一个城市很难实现产业均衡发展，一个省份也较难构成内部经济循环圈，但拥有大市场和大纵深的中国，具备形成完整产业链和内部经济循环圈的梯度和巨大市场，而低成本和低起点，更赋予了中国进退腾挪的巨大空间。

　　以中国和美国为代表的大国与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中小国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大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国内内需市场和区域纵深足够大，有潜力利用区域发展不平衡在国内实现产业内部转移和梯次产业链的构筑，仅仅通过循序渐进发展国内市场就有可能实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性增长。而小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基础产业不得不转移到国外，很难在国内完成产业升级和内部迁移，必须依赖国际市场，无法构建完整产业链，后续发展乏力，容易受到世界经济波动不可控因素的影响。

　　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大，人口总量超过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总和，逐渐富裕起来的中国内需市场极其巨大。鉴于中国大市场的规模优势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大纵深，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就完全有可能在国内实现产业内部迁移，打造完整梯次产业链和国内经济内循环圈，有效增强中国对世界经济波动的不可控风险抵抗能力，尤其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等极端情况下，依靠国内完整梯次产业链和经济内循环圈，缓冲世界经济剧烈波动带来的冲击。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做出一个大胆的预言：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强，成为制造业的统治力量，其他国家要与之适应，产业结构要随之高度化，制造业的大转移不可避免。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是基于中国具有五大优势：1. 低工资，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无法与之竞争的；2.高生产率，中国有许多企业处于集群状态；3.资本富余，储蓄率居世界首位；4.企业家精神，特别是3000万华侨资本相当于某些大国；5.巨大的需求市场。

　　充分利用中国人口众多的大市场优势，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差距大形成的大纵深现状，以及后发国家具有的后发优势，融入全球一体化和产业升级转型，有潜力打造“中西部欠发达和新兴地区, 沿海发达地区，中国一线城市，世界发达国家”四级完整产业链，通过产业内部转移和研发升级同步发展，逐级提升对接，在国内形成完整梯次产业链和经济内循环圈，在保持与欧美发达国家相对成本优势的基础上，继续提升整体劳动力素质，技能和生产力，缩小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差距，同时扩大对周边中亚，东南亚，印度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产品优势，全面提升中国整体竞争力和经济实力，实现以低成本为特征的“中国制造”向复和型的“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双轮驱动”战略转型。

　　综上所述，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大，是世界城市和区域发展过程中经历的自然现象和过程，对今日中国而言，是挑战，更是机遇。运用辩证思维，化危为机，充分利用中国“低成本，低起点，大纵深，大市场”多重属性，打造“中西部欠发达和新兴地区, 沿海发达地区，中国一线城市，世界发达国家”四级完整产业链，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践探索“城镇化启动，高科技升级，金融巧助力，文化终强国”中国经济新发展模式和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之路，是今日中国新型城镇化面临的历史性时代课题，该举不仅对今日中国城镇化具有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而且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

　　作者系城镇化研究学者，美国南加州大学政策，规划和发展学院房地产开发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