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转型，摸着石头过河

　　【财新网】（作者 Eric Yep Ivy Yin Oceana Zhou）“摸着石头过河”描述的是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开放道路。这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结束了几十年的封闭状态，为中国当前经济崛起奠定了基础。

　　这个说法是指采取小而稳妥的步伐来逐步取得进展的概念，而不是动摇整个体系的大政策。它反映了一种更微妙和务实的政策制定方法，与中国经济改革前几十年的意识形态，社会和政治动荡形成鲜明对比。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取得了良好效果，并在很多方面支撑着中国当前的脱碳政策。它也描述了中国未来的气候政策将可能如何设计和实施，以实现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

　　更重要的是，中国经过调校的政策方法凸显了其脱碳路线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能源转型不可能以经济增长和能源安全为代价。

　　幸运的是，中国政府的目标是一致的。在追求能源转型过程中存在一个巨大的经济机会，并将创造未来的新产业。中国已经利用其制造实力降低了全球可再生能源成本，并在推动建设一个以电动汽车和清洁能源为中心的经济体系。

　　能源安全方面，2014年的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制订了中国的能源战略。

　　所谓的“四改一合”战略包括四个方面的改革，即在需求方面控制不合理的能源浪费，在供给方面形成多元供应体系，推进能源技术进步，以及引入基于市场的机制来促进能源领域的发展。合作就是推进绿色的“一带一路”建设。

　　以上战略将继续指导未来的气候政策。

　　总体而言，鉴于中国作为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的庞大体量，其能源选择将有助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2021年7月，中国正式启动全国碳市场，首批纳入4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7.4%，超过欧盟这个之前最大的碳市场。

　　中国每年新增风力和光伏发电能力已经居世界首位，2030年或2035年前碳达峰也可能意味着全球排放达到峰值。

煤炭战略地位太重要，无法完全淘汰

　　据估计，电力行业在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中占比40%，而超过60%的发电量来自煤炭，使其成为脱碳的首要目标。

　　然而，中国的能源需求仍在增长中，因而更可能将新发电能力改为可再生能源，而非削减燃煤发电。

　　我们针对中国的基本情景是，中国有望基本实现2030年的巴黎协定目标，其做法是使用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相结合，例如以电动汽车取代燃油车，同时降低经济的整体碳强度。

　　到2030年，预计水电，核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将占中国一次能源需求的26%左右，并实现风力和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00吉瓦的目标。

　　标普全球普氏全球煤炭与亚洲电力分析经理Matthew Boyle表示：“这也将有助于中国在上述时间段实现碳达峰。”

　　Boyle补充说：“中国宣布的2060年碳中和目标意味着，该国将寻求降低煤炭在其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但我们认为这可能更多是一种抱负而非可实现的目标。”

　　他说，中国的发电主要集中在燃煤发电厂，而基本情景假设是，中国将继续发展清洁能源产能，但也将继续增加燃煤发电能力。

　　因此，中国电力行业的脱碳将可能通过增加可再生能源产能来实现，意味着在核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能力持续增长的同时，燃煤发电厂的利用率将继续上升。

　　Boyle说：“我们目前认为，从现在到2050年，每年将新增约5-6吉瓦的核电装机容量，同时2040年以后将不再新增燃煤和燃气发电能力。在发电厂负荷方面，随着产能关闭，到预测期末的2050年前，预计负荷将有所增加。”

　　他说，中国的燃煤发电规模为全球最大，并可能在2060年前保持如此，但化石燃料在电力结构中的比重到2060年将比2020年水平有所下降。

　　其他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是，中国的燃煤发电厂服役时间还相当短，将可能继续运行至2050年。随着中国逐步实现煤炭自给自足，而且当前对经济增长和能源安全的重视程度超过脱碳，对煤炭的依赖将维持至2060年。

　　Boyle表示：“换句话说，政府越重视GDP增长，就有必要扩大发电规模，因而更可能依赖于年轻，超临界和超超临界的燃煤发电厂。可再生能源的经济效益，以及在电力结构中替换煤炭所需的投资，目前根本还不具备。”

　　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曾表示，到2025年，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结构中的占比将从目前的57.7%下降至约50%，到2035年降至42.5%，到2050年降至33%。

　　Boyle表示，需要关注的重点之一是如何开发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术，以及如何从未使用或不经济的煤矿中生产灰氢，这将有助于充分利用中国巨大的煤炭储量和年轻的燃煤电厂。

　　他补充说：“这有可能为该行业创造某种形式的额外收入，从而提供帮助其实现目标的经济激励。”

实施挑战迫在眉睫

　　中国的政策挑战引人关注，因为在欧洲等地区，煤气转换是由基于市场的机制触发的。

　　中国将主要依赖于自上而下的体制。几年前，北方地区混乱的污染防治煤改气政策就体现了这种体制的局限性，给地方带来了更多困难，并促使政府呼吁采取更为慎重的做法。

　　中国缺乏一个专门的能源部，对其能源领域的监管一直由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和国有企业分别掌握一部分，国有企业在指导能源政策方面往往掌握与政府同等的权力。

　　这个体制往下走就是省级和市级政府和众多得到政府支持的能源公司，负责地方电力公司，输配电网络和石油炼油企业的运营。

　　国有炼油企业中国石化与省级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反映了创造就业和税收的地方企业会与全国能源法规发生怎样的冲突。中国政府今年收紧了民营炼油企业的控制，监管其原油配额使用和税务报告。

　　对煤炭等行业而言更是如此。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碳强度最高的行业也是煤炭密集程度最高的行业，而且重工业集中在北方各省。同时，在GDP最高，合计占中国GDP总量近半的10个省份中，8个位于南方。

　　不平衡的脱碳政策将可能影响北方省份的经济发展，加剧已有的收入不平等。例如，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在7月份的一个行业活动上说，山西，内蒙古和陕西等北方省份对煤炭和电力行业的税收依赖要严重得多。

　　在电力行业，发电和配电集中于少数几家企业。

　　截至2020年底，在中国2.2太瓦发电总装机容量中，五大独立发电企业占大约44%。“五大”企业包括华能集团，华电集团，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和大唐集团。

　　此外，还有四家规模较小的发电企业——国投华靖电力控股，中国神华集团国华电力分公司，华润电力控股和中国广核集团，以及众多省级发电企业，共同使中国成为世界发电量最大的国家。

　　五大发电企业是在电力体制改革后成立的，改革旨在实现发电分散管理并将发电与输配电分开。迄今，五大发电企业在国家宣布碳达峰承诺前就已经设定了2025年碳达峰的目标，也宣布了可再生能源目标，以及2025年前提高清洁能源占比。

　　但这些发电企业缺乏专门的燃煤电厂退役路线图，面临新增可再生发电能力的高昂成本，以及新出现的碳交易市场。

　　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中国国内有关气候变化的对话和辩论在过去两三年内已经明显升温，如今的问题更可能是中国的脱碳将如何演变，而非是否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