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专栏作家 祝华新）2021年2月16日，华国锋百年冥寿。过来人忘不了，1976年10月6日，“他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华国锋同志生平，2008年9月1日人民日报）。这一举动，“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1年2月19日人民日报）。
博浪一击，历史的担当
华国锋出面抓捕“四人帮”，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十年，“四人帮”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体系上占据极大优势。王张江姚中，有一位中央副主席，一位政治局常委和两位政治局委员，江青还是毛泽东主席的遗孀，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四人帮”势力反扑和吞噬。“文化大革命”中，国家主席刘少奇，开国元帅彭德怀，贺龙，政治局常委陶铸等党内高级干部都在孤独中死去，亲人不在身边。连在“中央文革小组”与江青一同作恶的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质疑张春桥，即被罢免政治局常委，下得庐山便关进了秦城监狱。
党内老资格的领导人陈云曾设想：可以考虑通过党中央开全会的办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但陈云在仔细研究了中共十大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名单后，认定通过开中央全会的办法，没有把握顺利解决“四人帮”问题（陈立旭《陈云与李先念》，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在意识形态至高无上的年代，“四人帮”的笔杆子特别擅长操纵议题，一会儿是“反经验主义”，一会儿是“评法批儒”，一会儿是反对“走后门”，一会儿是评《水浒》批“投降派”，最后汇集成巍为壮观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整得务实治国的周恩来，邓小平节节败退。“四人帮”以阐释毛泽东思想正宗自居，“无产阶级的金棍子”（江青夸姚文元）能让任何领导人一夜之间身败名裂。
华国锋的举动，具有康熙擒拿鳌拜，李世民玄武门之变的非凡魄力和政治谋略，承继了“文革”初“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叶剑英元帅拍案致指骨骨折）的历史担当。没有委曲求全，没有苟且敷衍，博浪一击，彰显了凛然的历史正义感。在华国锋身后，是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百万群众，全国各地声讨“四人帮”的亿万人民。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当晚，一名乡村高中生谢不谦在寝室，忽见自己的数学兼政治启蒙老师向老师推门而入，很自信地说：“不谦，我敢预言，不用多久，中国人民将把‘四五’当作‘五四’一样来纪念！我的儿子也不会下乡插队！”再过了一个月，“美国之音”播出了江青被“8341部队”抓起来的消息，向老师又悄悄告诉自己心爱的学生：“不谦，黑暗时代结束了！”“赶快复习吧。我敢断定，用不了多久，邓小平邓大人就会东山再起，而且出山第一件事，就是恢复高考！”看到谢不谦博客上记述的这段往事，我丝毫不怀疑它的真实性。1976，本来就是一个草根民众心忧天下，政治家顺应民意改写历史的伟大年代。
长期的极左路线致使党心，民心，军心尽失。对于“四人帮”悖逆天道民心的胡作非为，今天的年轻人即使读过一些历史，恐怕也难以想像其酷烈。作家冯骥才曾做过《一百个人的十年》“文革”口述史，其中《拾纸救夫》记述了S省E市驻军“支左”人员处理过的一个案子。教小学语文的李老师给孩子们讲过“毛主席藏身水沟，摆脱敌人尾追的机警故事”。伟大领袖怎么会被敌人追得趴在田间水沟里藏身？在极左的狂热氛围中，以“特大现行反革命案”上报县委，判了8年徒刑。他辩解说这故事是从书上看来的。公安局叫他说出是哪本书，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老婆不识字，从此到处找书，拾印字的纸，请亲友或小学生给她念。甚至连在茅房发现一张有字的纸也拣出来，涮干净叫人看。方圆百里的人都见过这么一个带着孩子拾废纸的半疯女人。就在丈夫刑满前半年的一天夜里，灶膛里的火引着了堆满屋角的废纸，女人和孩子活活被烧死了。幸好这位“支左”的军代表看过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一书，其中一篇就是这故事《浏阳遇险》，作者谢觉哉。案子平反后，李老师给军代表叩了一个头，请求把这本书送给他。他把书烧了，将纸灰洒在妻子的坟上。
这是“文革”中众多草根百姓悲凉而无声的命运。“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崛起于“文化大革命”，经济思想上倾向于农业社会主义，政治理念上欣赏法家的严刑峻法。张春桥1958年就在历史上市场经济最发达的上海，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张春桥眼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分工，货币交换，等级工资制等。为了虚幻的意识形态乌托邦，整整一代中国人作出了无可弥补的巨大牺牲。全国企事业单位职工从1957年开始工资冻结，奖金取消。一代人美好的青春年华，伴随20年一成不变的工资清贫度日。一直到华国锋主政的1977年，全国才第一次普调工资，最高每人可加薪7元。全国1600万高中毕业生，初中毕业生，约1/10的城镇人口，“文革”期间被驱赶到农村“广阔天地”，垦荒，种地，修水库等，体验到青春被历史埋葬的悲凉。习近平总书记痛切地指出：“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而‘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与华国锋同时代，叶剑英，陈云，邓小平等走过长征的老一辈革命家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和更为高超的治国能力，但在“文革”中遭受种种冲击。邓小平三起三落，1976年“保留党籍，以观后效”；陈云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赋闲中；在邓小平又一次下台的同时叶剑英被宣布“生病期间”另由他人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历史把华国锋推到了政治前沿，他在1976年10月的果敢优异表现，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过来人还记得常香玉演唱郭沫若的《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王洪文）文痞（姚文元），狗头军师张（张春桥），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江青），铁帚扫而光。”那种痛快淋漓，余音绕梁，至今还在耳边回响。
纵观古今中外的风云变幻，美国历史学家胡克不相信个人只是历史飓风中的卑微沙粒，英雄只是历史规律得以实现的一个木偶。他在《历史上的英雄》一书中提出：“历史上的英雄是在决定一场争端或事件发展方向时无可争辩地起了主要作用，而且若不按其方式行事就将导致极其不同后果的那个人。”1976年时55岁的华国锋，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回应天安门广场百万群众的呼声，与叶剑英等老干部结盟，利用自己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顺位身份，为人民结束了“文革”十年噩梦，就是这样当之无愧的英雄。
厚重少文，宽厚容人
华国锋的思想体系偏左。例如1977年的中央49号文件竟然提出了毛泽东身前也不敢实行的生产大队核算制，要求选择10%的生产大队从小队核算向大队核算“先行过渡”。
特别是1977年2月“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受到全党的严肃批评。华国锋难辞其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得出结论：“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从此，我国改革开放拉开了大幕。”
这是历史的定评。当事人也谈到华国锋身上的一些人格亮点。一口绵绵的山西口音，身上先天缺少那种“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的霸气。人民日报前工商部主任林晰记得，在北京西黄城根9号院的国家计委处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华国锋曾经说过：“同志们，跟你们商量一个事，不要称我‘英明领袖’了。”王震副总理站起来说：“我查过词典，‘英明’就是明君啊，我看可以的！”
华国锋有关切民生，务实施政的一面。1959年庐山会议前，华国锋向毛泽东如实反映“大跃进”后的经济挫折：“田瘦了，牛瘦了，人瘦了。产量不可能那么高了。”“庐山会议”风云突变，与彭德怀一道主张为“大跃进”纠偏的湖南第一书记周小舟下台，华国锋也立即写出文章《论周小舟右倾反党集团的政治基础》。
“文革”一来，毛泽东亲自点将，华国锋成为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71年初调入中央工作，曾与李先念等人一道，在国务院召集会议批评“文革”中严重干扰生产和建设的无政府主义。毛泽东在1971年曾经批评华国锋：“你满脑子都是生产。”
抓捕“四人帮”后，华国锋一方面明智地接过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口号，1977年在党的十一大毅然宣布结束不得人心的“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另一方面，又不放弃“文革”极左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华国锋意识到“文革”以来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紧张，试图有限度地为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落实政策，实现“安定团结”。比如悄悄释放了天安门事件的被捕民众，解禁一些“文革”前的文艺作品。他希望在现代化和继续革命两面旗帜下奠定自己符合正统和民意的双重身份，推行一条剔除了“四人帮”某些极度乖张的具体做法的左倾路线，在“文革”后党内外的七嘴八舌中取得执政合法性。但他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理念在党内盛行多年的左倾思潮中形成，一时难以改弦更张。安徽等地农民自发搞起“包产到户”的消息传到北京，据杜润生回忆，华国锋在会上强调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也讲到不要“一刀切”。华国锋与分管农业的王任重两位都是“多讲道理，允许自由讨论，并没有上纲上线”。（《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
人民日报老社长胡绩伟曾回忆：人民日报鼓吹思想解放，在几次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虽有政治局常委汪东兴的严厉指责，但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只是批评人民日报“不大慎重”。“要知道，在十年‘文革’中和以前的17年，这是十分严重的组织纪律性问题。如稍有抵触，就会上纲上线，不仅要受批评，受批判，还会受到党的纪律处分。可是，这一次对人民日报和我这个总编辑并没有给予任何纪律处分，还让我继续担任总编辑。”令胡绩伟多少感到欣慰的是：“华国锋毕竟能够容忍不同的意见，毕竟能够顺应潮流，照顾大局，没有对异己力量进行打击，压制和大砍大削。”（狄沙主编《胡绩伟自选集》）
华国锋处理政务的手法，是否也包含了党内民主元素呢？这固然与他当时的政治弱势地位有关，但华的性格宽厚容人，由此可见一斑。要知道，1978年岁末的中央工作会议和永垂史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紧随其后的理论工作务虚会，都是在华国锋的中央主席任上召开的。虽然华在政策理念上都是这些会议的批评和批判对象。
国歌新词，“二简字”和李鑫
华国锋主政时期还做过不大不小的两件事。
“文革”中由于《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蒙冤，国歌只演奏不演唱，成了无词的国歌。1978年3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授意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填写了新歌词，吟唱“继续长征”“奔向共产主义明天”。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决定恢复国歌原歌词。
1977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首次试用“二简字”（“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计248字），由于对汉语字型的粗暴破坏和使用上的混乱备受争议，至1986年完全废除。在简化字风波背后，是传统的汉语拉丁化，最终废除汉字，将汉字改造为字母文字的设想已经被抛弃。不过，华国锋本人写得一手过硬的颜体，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还挂着华国锋题写的匾名。
粉碎“四人帮”，叶剑英，汪东兴等一批高层领导人缔造历史，功在国家，利在千秋。也不能忘了一位中办工作人员李鑫。李鑫在1976年10月4日那天一早从《光明日报》“梁效”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读出“四人帮”企图推翻华国锋的“动员令”意味，骑着自行车把报纸送给汪东兴，转呈华国锋。李鑫“首先向党中央提出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建议，并直接参加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华国锋时期，李鑫作为中央理论学习组负责人，主持起草，汪东兴审查把关，推出了那篇著名的“两个凡是”社论，成为阻扰改革开放扬帆远航的顽固礁石。
历史跟李鑫开了个超级玩笑，从颇有胆识的进言，到蚍蜉撼树的社论，真不知如何评说。体制内“笔杆子”的良知敏锐与思想僵滞，就这样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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