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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轨国家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要靠大力度体制改革

2021年02月15日 18:21 来源于 财新网
可以听文章啦!
广义技术进步对增长至关重要,必不可少,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但是,未来实实在在能够真金白银地获得全要素生产率,最大比重将来自于大力度配置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盘活规模巨额的闲置低利用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要素
周天勇
周天勇,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领域:国际战略,中美关系,宏观经济,经济发展与增长,财政体制改革,金融风险控制,土地制度与房地产,城市化,国有企业改革,农村经济等。

  【财新网】(专栏作家 周天勇)我在大学研读经济学教科书时,从课本上看,听老师讲,一个国家GDP的核算中除了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的产出部分外,往往有一块说不清楚的“余值”,即不能准确地知道是从哪里来的。经济学家们当然地在以往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将其定义为效率提高所获得的额外贡献,来源于知识进展,教育普及,人力资本增加,技术产业化等广义技术进步。这一神话式的全要素生产率经典解释和来源定义,影响了中国几十年经济教学界,学术研究界,对策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们几十年观察数据,研究分析,提出对策建议和出台政策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选择。

  教科书上的定义没有错。新古典经济学增长核算的模型,暗含的假定条件是市场竞争性的经济,不存在体制扭曲造成的要素闲置和低利用。然而,一个从单一计划经济向市场和计划二元并存体制转轨的国家,都存在着由于体制扭曲,并且这种扭曲不可由经济主体纠正时,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大规模闲置和低利用,也就是体制扭曲性的要素剩余。中国作为一个二元体制并存的国家,也不例外。笔者前几天写了一篇“2020年闲置低利用生产要素规模巨大” 的文章,估算了中国目前体制扭曲造成的闲置低利用各种要素的规模,并在其他文章中也讨论了土地要素既浪费又极度短缺的情况。

  体制转轨国家,其产出和增长模型中,TFP(全要素生产率)是从哪里获得的呢?其实,在要素投入数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大力度的体制改革带来的要素利用率提高和配置改善,也会提高投入的产出效率。在余值A中,不仅有广义技术进步的贡献,更重要的是有市场化改革提高要素产出率形成的贡献。

  中国是人口规模最大,国土面积排前,经济规模第二位的二元体制并存并且转轨时间很长的国家。在观察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波动时,笔者研读有关研究的数据时发现,1981至1985年,1991至1994年和2001年至2005年三个大力度改革开放周期中,GDP年均分别增长10.17%,11.67%和9.78 %,而TFP年均分别增长6.53%,6.65和3.3%(孙琳琳,任若恩,2005)(赵志耘,杨朝峰,2011)。TFP增长状态与GDP增长状态都呈三次倒V或者倒U型状。然而,这三个时期中国国内并没有较强烈的广义技术进步事件突然爆发,却均恰好是大力度体制改革开放启动和高涨的时期。说这三次高增长的TFP主要来自于广义技术进步,很难在时间和内容上令人信服。

  那么,广义技术进步带来TFP增长也会是大幅度倒V或者倒U波动,并且长期趋势是向上倾斜的一条非线性曲线吗?读到的实证文献,也使笔者大吃一惊:它是一条虽有小幅度上下波动,但是长期却是一条平稳和平行的曲线。琼斯(Jones,1995)的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和欧洲1980—2000年间,在研发人员不断增加(呈右斜甚至是指数性增长)的同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却是平缓的。

  对此,巴特·菲思佩奇(2009)则认为,均衡增长理论简化了对技术进步过程的分析,研发投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近乎于线性,明确和不变,广义技术进步引致的TFP增长趋势虽有小的波动,然而是一条平缓的曲线。假定广义技术进步产出贡献增长无论是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还是体制转轨国家,都是一条平缓和平行的曲线,那么,在中国体制改革周期时形成的TFP增长倒V或者倒U曲线与平缓曲线之间的积分,就应当是体制改革带来要素利用率提高和配置效率改善而获得的TFP产出。这个发现应当是认识和合理解释中国作为体制转轨国家TFP来源的一个关键。

  中国在这三个改革开放周期中,最先启动的农村联产承包制,“三来一补”,乡镇企业,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城市计件工资制等改革,使生产效率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中间时期,TFP中的相当部分,则是由确定市场化改革方向,发展引进生产效率高的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投资及企业形成的;第三阶段,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以开放促改革,修改了193000条法律法规,对计划经济和行政管制体制进行了相当大力度的改革,管理水平更先进,技术水平更高的国外大公司纷纷进入,大规模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与城镇更高生产效率的加工制造业相结合,形成了21世纪初中国经济增长中TFP的贡献部分。

  如果是这样,我们有什么理由还坚信这样的思维定式: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最重要的还是来自于广义技术进步获得的全要素生产率,而体制改革可以忽略不计。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不否定广义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至关重要性,广义技术进步必不可少,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但是,未来实实在在能够真金白银地获得全要素生产率,最大比重将来自于大力度配置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盘活规模巨额的闲置低利用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要素。也可能绝对一点,只有部署第四次大力度土地等要素市场化和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才是未来15年国民经济能够中高速增长的惟一希望所在。

  作者为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原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本文原载于《财经问题研究》录用首发《中国知网》(2021年2月9日),为《二元体制转轨数理经济分析的一个逻辑思路》之二。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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