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专栏作家 宦国苍）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国会事件震撼了美国和世界。目前看来，美国社会的对抗，撕裂和冲突还会继续和加剧，挑战整个体制和社会稳定。
我们说过，权利不是“国父们”赐予的，而是各利益集团，阶层争取所得。美国建国240多年来的历史也就是一个各种博弈，竞争，冲突和妥协的过程，其中不乏暴力和血腥。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宗教，经济等层面不可避免地折射出其根深蒂固的种族与文明的矛盾。制度与政治文化的优劣在于其包容性的程度，与调和矛盾，化解冲突，避免爆炸性或毁灭性后果的能力。看到华盛顿今天的如麻乱局，不由怀念起在30多年前在那里度过的几年。
1980年秋天，笔者获得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奖学金，进修硕士课程。奖学金不包括暑假几个月，所以必须找到合适的工作，养活自己。第二年夏天，笔者申请到世界银行的一个为期六个月的实习机会。离开丹佛前，去向二位熟悉的教授话别。他们分别给了笔者一些终身受用的建议。
Peter Ven Ness教授是研究中国和亚洲的专家。20世纪60年代他在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念书时积极参与了反越战活动，后来学习中文，研究亚洲，为人十分诚恳，开放。他告诫笔者要多了解美国，包括其文化，社会，政治，法律，经济，才能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你来美国还不到一年，而且只在丹佛这个中西部城市”，他如此说，“去东部会让你看到一个相当不同的美国。你在华盛顿可以更加了解美国的政治和各种政策的制定过程。这是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国家。你要体会不同的美国人的感受和想法。千万不要只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美国，包括美国的对华政策，就像我们不能只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研究中国一样”。
Josef Albright（奥布莱特）教授原来是捷克驻联合国的外交官，1948年辞职移民美国，是一位研究东欧和苏联的著名学者。他一生培养了美国到目前为止仅有的二位女国务卿：女儿Madeleine（民主党人）和他带的博士生康多莉莎.赖斯（共和党人）。他的建议是“融入进去，特别是多了解主流性的机构，国会，行政部门和K街上的公关，咨询和智库机构。多看，多问，多想，多感觉”。他指点笔者：“咖啡厅，酒吧，国会山那些地方有活生生的美国文化，社会和政治。你可不要整天呆在办公室和图书馆，因为仅仅在那里是看不到，也感觉不到真正的美国的”。遵师训，笔者在学校的招贴板上找到一位要开车去东部，但希望分摊汽油费的美国同学，坐他的车，从丹佛长驱闲逛到华盛顿。在那里“游学”了六个月。
1984年秋天， 笔者完成博士资格考试，到华盛顿一边写论文，一边在白宫附近的大西洋理事会担任为期三年的高级研究员。其中一年应美国著名学者Harry Harding（哈丁）邀请，在布鲁金斯学会当了一年的研究员（写论文）。哈丁是一位学术根基很深，为人正派，思路极为敏捷，善于“画龙点睛”的学者。时为出众的少壮派。同时在那里写论文还有的康奈尔大学来的贾庆国。那两个机构相距不远，并且都没有“坐班制”，笔者可以“来回奔波”。前后二次，一共在华盛顿客居四年，受益匪浅。
华盛顿是一个政治底蕴深厚，但又相当年轻，极具活力的大熔炉。在西北区的任何一个餐厅，酒吧或咖啡厅里，充斥着大把的政客，官僚，律师，记者，公关说客，各国外交官，当然也有贫穷不落魄的学生。大家的话题包括政治，政策，经济，社会，文化，种族，国际局势和奇闻八卦，似乎人人都刚刚在白宫与总统喝过咖啡出来。
每两个人就有三个以上的，对任何一个重大问题的看法。雄辩四方，滔滔不绝，热闹程度远甚近年走红电视剧“纸牌屋”的场面。如果说“纸牌屋”的缺陷是什么的话，那就是好莱坞的“顶层设计”式的阴谋政治的极端戏剧化，而华盛顿的现实生活（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少了些。许多来自全美国各州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在华盛顿各个机构中磨练捶打几年，获得经验，建立人脉“关系”后，或者“立地成佛”，直接加入政府或其他机构，或者返回家乡，从政竞选。几年或十几年后之后，人们会看到其中的一些年轻人的名字或身影出现在报纸或电视上。美国政坛上的许多头面人物都是这样“混”出来的。
的确，华盛顿是学习和了解美国政治和政策制定过程的一个最理想和最实际的地方。只要有空，人们可以经常参加一些智库或国会下属机构举办的各种政策演讲和研讨会。演讲者九流三教，多为各个领域的头面人物，资深学者或者各国政要和外交官。涉及的题目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反正是群花各放，野草疯涨，自说自话，百无禁忌。当年刚刚有了电脑，但尚无网络社交媒体和手机，所以人们之间的交流还主要靠面谈加上电话沟通。
布鲁金斯学会的安排是对笔者写论文的支持，同时有机会接触各个领域的一些著名学者，包括政府换届时到智库“候任”的各种中高级政府官员们。那里的各种研讨会和演讲会十分精彩，开拓思路。
跨过马路，则是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一个培养各类政府官员（包括外国官员）的著名学府。那里吸引笔者的有三点：
1. 聚集了一些著名的国际关系和美国国内问题的学者，其中许多人都曾经在各个政府部门历练过的，笔者有机会向他们请教各种问题。
2. 每周都会举办几场演讲，对所有学生和感兴趣者开放。演讲者自然是各路“神仙”，其中不乏政府高官和外国政要。这些演讲基本不涉及所谓的“理论”，而是时政为先，干货为主，甚少套话，废话或外行话。至于观点如何，则青菜萝卜，各取所需。
3.那里的很多学生（包括来自其他国家的）都有“从政”的志向。其中不少人后来“出将入相”。几年下来，笔者有机会结识一些终身交好的朋友。
大西洋理事当时的主席是Andrew Goodpaster ，一位令人尊敬的二战英雄。他在欧洲战场受过重伤，并且获得勋章。他的履历包括北约总司令，西点军校校长和艾森豪威尔的国家安全顾问。几次面谈，老将军话不多，却提纲挈领，极为到位。当时牵头美国对亚洲政策研究项目的是原副国务卿Alex Johnson。他的经历之一就是曾经在日内瓦和华沙与王炳南对谈15年。“双方都感到极为枯燥与无奈”，他后来对笔者回忆道。另一位具体负责人则是Al Welham （文厚），中文流利，是一个严谨的摩门教徒。越战期间，他在美国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服役，因战功得过勋章。文厚在密西根大学写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朝鲜战争期间的中美谈判。中美建交后，官拜上校的他也曾经在北京当过几年陆军武官，退伍后从事政策研究。
当时的大西洋理事会的主要研究项目是美国的外交，安全和国防政策，涉及美国的经济和贸易政策的项目不多。总体来说，这些项目的关注点是美国的全球战略，美苏关系和欧洲安全。每个研究课题都需要募集资金。项目的牵头者往往是重量级的，有政府经历的人士。笔者参与过的几个项目的牵头人就包括斯考克罗夫，伍尔西 （R. James Woolsey）， 等等。每个项目邀请各个领域的一些“一时之选”，以至权威们（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黑格，等等）参加。项目牵头人选择一些题目，指定小组成员分别写研究报告，然后每一两周一起讨论，修改。最后，大西洋理事会将这些报告编成集子出版送政府和国会部门参考，或者出单行本，或者推荐给外交季刊，外交政策等刊物发表。这些项目的参与者不分党派，也有无党派的专业人士。各路神仙相处融洽，完全没有沟通障碍。至少在对外政策的研究方面，鲜有党派政治挂帅：没有人尊重非专业或外行的愚蠢。当然也是“美国第一”，即以美国的“国家安全”为出发点，而不强调各自的党派立场。也许当年的党争只是“饭碗”或权力之争，每隔几年“风水轮流转”，“机会均等”，尚未发展到今天的“你死我活”，所以“规矩”和“风度”还是有的，即宪法和法律之下“君子相争”“斗而不破”，以妥协和交易为主，没有“运动群众”和暴力相向。
大西洋理事会有一个为中高层官员“充电”的项目（Middle Career Project）。该项目每年从各个政府部门或军方选择一些在职官员，任高级研究员。除非自己有兴趣，他们不需要写任何研究报告，而只是根据自己选择研究方向和项目，看材料，参加研讨会，拜访各个政府部门。他们合用一间大办公室。有空时自然相互沟通，闲聊或与讨论相互感兴趣的题目，都能畅所欲言。
笔者在那里的几年，在这个项目上遇到的主要是美国军方的校级军官和国务院的中层官员。他们也许都有自己的党派立场，但是，这些立场不会影响他们在政府部门工作，也无妨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合作。宪法和法律要求政府雇员的工作服务全体选民，而不是党派政治。这就是军人不参与或干预国内党派政治的依据和传统。这个项目也邀请了一些其他国家的军方人员或外交官参加。
华盛顿几年，笔者与二位美国学生合租一套公寓，位于西北区19街和怀俄明大道，离大西洋理事会，布鲁金斯学会，乔治城和杜邦圈都近。当时，西北区在华盛顿是相对安全的。但是，笔者也曾有过大白天被持枪抢劫的遭遇。两个罪犯看来不过十五六岁，竟然用手枪对着笔者的脑门。总算要钱不索命，掠去钱包后飞奔逃逸，留下笔者惊魂不已。警察接报后飞速到达，看到只是损失点钱，则恭贺笔者安然无恙。在受害者和警察眼里，罪犯就是罪犯，与他们的种族，宗教背景并不搭界。除了西北区之外，华盛顿市内其他地区各种犯罪泛滥，极不安全。究其原因，无非是经济，教育和种族问题严重。许多中产阶层人士则选择住在属于马里兰和弗吉尼亚州的郊区：房价相对便宜，社区环境舒适，犯罪率低。
杜邦圈，乔治城和国会山等地附近的几条街每晚热闹非凡，是交际朋友和侃大山的胜地。当年没有禁烟一说。酒吧，咖啡厅，餐厅的豪饮阔论和浅盏蜜语都交杂于烟雾缭绕，酒香与咖啡香弥漫的气氛中。那里的几家书店中均有饮料和餐食，而且开到凌晨，别有一番风味。笔者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在那里“流连忘返”几个小时，结识各路“豪杰”，把酒言欢，各抒己见，取长补短，十分享受。
回过头去看，四年“混迹”华盛顿学到的最实在的“知识”是对美国“核心”文化的感觉和政府决策过程的理解。至少在当年，基本的认同，包容和“规矩”还是有的，或者说在上层的两党之争不像今天那样“你死我活”，而中下层的社会和种族撕裂，冲突不如现在这般激烈和极端，以至整个社会重斗争而轻妥协。从政府决策（尤其是对外政策）的角度看，竞争和博弈的焦点常常是“度”或“量”，而不见得是基本方向的冲突和对抗。
1987年，笔者在哈佛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中心主任即是后来出书谈“文明冲突论”的亨廷顿教授。卡特政府期间，他曾与布热津斯基搭档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副职，有大内中枢的拿捏政策的经验。为人内敛，但却十分健谈。笔者有幸请教过几次。他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的角度看国际关系有其独到之处。
不知道亨廷顿教授当时是否想到，美国国内的政治，文化（包括宗教和意识形态），社会（包括种族）和经济矛盾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撕裂和对抗，动摇立国之本。他的“文明冲突论”也可以用来解释这些危机和乱局的一个重要根源。一个高度开放的移民国家本来就包含着深层次，多方面的“文明冲突”。如今这个潘多拉盒子被打开，发展成各主要阶层，利益集团，种族，文化的撕裂和激烈对抗。从这个角度看，对美国的体制的大考还刚刚开始。如何缓解仇视，敌对与冲突，重建，修补包容，妥协的文化和体制将是整个社会能否从动荡转为平稳的关键，也是对即将黄袍加身的拜登和“全面执政”的民主党的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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