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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室友作为方法

2021年01月05日 15:11 来源于 财新网
可以听文章啦!
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飙在2020年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把自己作为方法》,我受到他的这本书的启发,开始把我的室友作为方法,用他来认识中国人,以及中国人到了美国之后的心态与思想的变化
李井奎
浙江大学经济学博士,哈佛大学法律经济学项目访问学者,博士后研究员,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法律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领域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专著多部。

  【财新网】(专栏作家 李井奎)这周要离开美国回国了,心里满满的都是离愁别绪。

  就在昨天,我特地最后去了一趟哈佛校园,在哈佛燕京学社,费正清中心,哈佛法学院,经济系立陶沃尔大楼以及温德纳图书馆合影留念。我在心里默默地与哈佛做着最后的道别。然后,就是与在哈佛这一年结识的朋友们一一拜别。这一年里,对我最重要的一个朋友,当然就是我的室友。

  我的室友是住在美国东北地区的中国东北人,他来美国已经将近八年了。在中国一所著名大学取得生物学博士之后,经过他博士导师介绍,到旧金山加州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研究。两年多前,他在加州大学的导师,一位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辞去了旧金山加州大学医学院的工作,来到诺华制药公司工作。我室友经常对他的这位美国导师致以很高的崇敬之情,因为按照世俗的标准,他的美国导师已经到了中国的退休年龄,而且身价不菲,完全可以在加州过上无比幸福的退休生活,但他却丝毫也没有这样的想法,反而打算到企业界一展拳脚。由于我的室友在旧金山跟着这位导师一路勤勤恳恳,深得信任,所以,他也就跟着来到了诺华制药。

  按照中国家庭的标准,我的室友绝对是一个让许多父母艳羡的“别人家的孩子”。他的父亲是东北某省一个地方院校的化学教授,也是农村出来的苦孩子。我的室友从小就听话懂事,从小学到中学,学习一直都不错,虽然不是数一数二,但也是能够考到重点大学的优秀学生。

  与我的室友共同生活这一年,我发现他身上有着许多中国人民的优点和美德。

  首先,我的室友做事非常勤恳,尽职尽责。虽然2020年这一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家办公,但我看他的工作量却一点都没有减少。每天早上九点钟照常上班,下午别人下班之后,他还经常继续工作,有的时候节假日也不休息。

  其次,就是特别节俭。我们每周出门买菜,我的室友总是能带我到最物美价廉的中国超市,买到全波士顿最便宜的菜蔬。而且,我们每次逛Costco或者去大华超市,牛肉,鱼类等,他从来只有在这些品类打折的时候才会购买。

  第三,就是他从来不会出门参加什么社交活动,不结交不良之人,处处以文明的白人作为学习对象,是一个典型的模仿生。每次开车遇到超车,或者不让行人的司机,他都会说:“你看,这肯定是黑人,或者是墨西哥人,白人不会这样的。”

  他的不喜欢社交有时候已经到了让我感到难以理解的地步。诺华公司每周都为不同部门的员工提供至少半个小时的交流机会,你可以与其他部门的同事一起聊天。这是公司提倡的,一来是为了促进同事之间的了解,二来也是为了保持个人良好的工作和心理状态。但是,我的室友从来都不参加,他太腼腆,在人前不愿多说话。有时候,他所在的部门开会,他来报告自己的工作进展,结束之后,我能清楚地判断他同事的反应。如果他很开心,说明报告做得很好,否则就会阴沉着脸,甚至半天都不说话。一年以来,他做完报告特别开心的时候还是要少得多,这大概是他对自己要求太高的缘故吧。

  再有,就是他很爱家人。他这样辛苦工作,生活如此节俭,为的就是能给还在中国东北的家人在美国买一套房。这一年,为了看房,他开车带着我,把整个大波士顿地区逛了个遍。几乎在他能力范围内的正在出售的房子,他都看了。“学区很重要。我媳妇儿说,如果不能买个好学区,她就不肯来。”这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我的室友虽然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却丝毫也不向往美国的生活。他真的是一个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除了上班之外,他全部的社交圈子基本上都在国内。平时打个电话,除了他在旧金山实验室的同学,就是家人,他关心中国的一切事情,真心认为中国比美国更加幸福,安全。

  我的室友抱怨美国最多的,就是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他常说美国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哪里像中国,到处都修得那么漂亮。“你看咱们中国的路,又好有宽,哪里像美国的破路,到处都是坑,也没见政府修修,要是中国,早就修得漂漂亮亮的了。”“我看这美国,真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我刚到旧金山的时候,吓了一跳,到处都是流浪汉,到处都破破烂烂的。”

  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回国去?”那天天色本来就有点暗,我这样一问下去,发现他的眸子一下子暗淡了下去,人也感到不好起来。我突然感到有些后悔,后悔自己问错了问题。

  “唉,我是没有发了好文章。我在旧金山,做了几年实验,做小鼠。你可能不知道,做小鼠很耗时间,一个实验一做就是一两年,然后结果发现不好,再换一个实验做,又要一两年。我运气不好,没做出好的结果来。你看我那些做出好的结果的,都回国去了,不是优青,就是教授,学校都好得不得了。”他叹息着说。

  在我的室友心目中,他认为最高的一档人才,就应该是发出了好文章,然后回国到著名的科研院所占个位置。只有在发表记录不好,回去没有好的发展机会的情况下,才想着在美国的企业机构留下来工作。

  我的室友除了工作,也有娱乐,最大的娱乐,就是看电视剧。而且,他从来不看美剧,都是追国产剧。除了电视剧,他还对国内的许多娱乐综艺如数家珍。我认为,我的室友除了他自己的工作业务之外,可能最熟悉的就是中国的流量明星了。

  有时候一起吃饭,谈到哪个明星,对于这个明星的过往,身价,以及未来的发展潜力,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那个时候,我感到我与我的室友是有很深的代沟的,虽然我们只差了四岁。

  我和我的室友时常争论,从这些争论中,我开始一点一点地了解了我的室友。到了后来,我发现,我的室友激起了我强烈的研究兴趣。

  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飙在2020年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把自己作为方法》,我受到他的这本书的启发,开始把我的室友作为方法,用他来认识中国人,以及中国人到了美国之后的心态与思想的变化。作为一个在中国一直读到工科博士的人,我的室友身上有很浓烈的中国的文化基因——勤奋,重视家庭,节俭,但同时,也非常保守。我在美国见过不少这样的第一代华人,他们虽然人在美国,但是,从生活方式到内在意识,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都没有改变作为中国人的本色。

  昨天下午,为了给我送行,他特意做了几个好菜。席间,我谈起了张艺谋导演的新片《一秒钟》。我们看到YouTube上在介绍说,《一秒钟》这个电影描述了一位被打成右派的父亲,为了看一部电影中自己女儿一秒钟的镜头,而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然后,我的室友习惯性地皱起了眉头,我知道,我们又将开始争论了。“像张艺谋这样的导演,为什么就不能拍点中国光明,美好的东西给外国人看呢?为什么老是拍这些阴暗的东西呢?这不就是为了自己拿奖,而不顾国家形象吗?!”我的室友有些激动。

  “可是,能反思有些看起来不够光明的过往,不也是一种进步吗?再说,艺术也不一定只能描写光明,美好,也可以反映它的其他面向吧。”我小心地回应着他。

  “这话我就不同意,拍电影,难道不应该拍一些振奋人心的,提振我们精神的东西吗?拍这些有什么用?除了让我们感到难受,还有什么用?”室友的脖子梗了起来,眼睛里透着一股正气。

  我只好岔开话题,因为我的室友对于他认为正确的事情,是很固执的。他是一个简单的好人,我不想在这个最后一天继续以往无谓的争论。

  我最后举起杯子,敬我的室友:“这一年来,多得你的照顾,今天我就以茶代酒,谢谢你了。”

  我的室友听了我的这句话,眼神中掠过一丝笑意,不好意思起来:“你放心去纽约检测核酸和IGM(现在正是疫情肆虐之际,这些都是登机回国必须做的医学检查),若是真有什么意外,你就尽管回来继续住,你放心,只要有我一口吃的,你就不会饿着。”

  在这个寒冷的冬日,我从波士顿一路奔袭到纽约,检测完毕,坐在宾馆的沙发上,拿起电脑,想写写这个我这一年朝夕相处的我的同胞,心里突然冒了这样的一句总结:——

  我的室友,他是一个好人!

  我并不担心与他不会再见面,事实上,回到祖国之后,你会发现,在我们的身边,到处都有他这样的人的影子。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杨胜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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