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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林,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曾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司司长、发展规划司司长,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曾参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多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参与区域发展规划和国家新型城市化规划、国家产业政策的制定;参与财政金融领域重大改革方案的制定,以及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和监管,曾任三届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委员。参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专门负责产业政策和工业补贴的谈判。
如果把内循环为主的重点放在扩大内需上,在需求侧大做文章,可能会产生问题。以国内循环为主,工作重点更多应该放在提高国内供给侧的创新能力和供给能力上
从国务院19号文件发布到2020年已经过去了11年了,应该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出的各项任务和举措都取得积极进展。但实事求是地说,仍然有一些涉及不同领域的改革举措,还没有真正落地并产生效应
“十四五”时期的国内外环境还会更加复杂,“十四五”规划的编制和实施也会难于以往。相对于“十三五”时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十四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涵应转变为全方位创新,重点是体制机制创新和科学技术创新
如果是想持续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总量,最终刺激内需的做功就会花在刺激投资上,其负面作用值得担忧
中国政府需要将年度发展目标调整得更加合理,立足于短期急需、着眼于中长期持续,统筹处理好抗疫控局面、调控稳增长、改革求发展之间的平衡。在新冠疫情结束后谋划未来的发展,中国需要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做出新的努力
近年来,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下降?各国应该如何携手合作,更好地促进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回升?
无论从事规划还是政策制定,我们的作品首先要经得起专业的审查和检验,然后才是政治正确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政治平衡。只关注政治正确而经不起专业推敲的规划和政策,注定不会成为好的规划和政策
“十四五”规划的编制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复杂国内外环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涵应转变为全方位创新,核心是体制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
中国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空间广阔,政府应该为医疗健康产业投资和发展春天的到来提供更好的政策和体制环境,输送更有力、更持续的暖风吹拂,使人们期盼的春天能够早日到来
2019年更值得关注的是未来几年的走势和出路,因为这一年政府要开始进行新的五年规划前期研究和谋划,我们的未来会呈现怎样的态势,有哪些更好的出路
如厕内涵和行为模式的变化,充分展示了国家在发展导向、制度体制、技术服务、行为方式等多方面的进步,但这一进步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还很不平衡,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在资管新规出台后股权基金募资难度加大背景下,政府引导基金的崛起,有利于弥补资管新规导致的负面影响。但是,设立越来越广泛的政府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也有负面作用,规模大、数量多、范围广以后,实际上会使政府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功能发生异化
不少机构的ESG投资实践还不能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一些机构甚至处于苦苦挣扎艰难生存的边缘状态。究其原因,缺乏有效的正向激励机制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金融监管部门出台各种各样的文件去迎合各种各样的政策要求,金融机构不按市场原则配置资源、防范风险,今后出了问题到底是谁的责任?谁来追责?谁来承担责任?
虽然中国在绿色发展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缺乏系统并足够有力的激励机制
估且不说各类产业规划对国内产业发展起了多大作用,至少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不能因为名目繁多的各类规划编制和实施,而给中国广泛参与全球化市场竞争,获得广泛全球利益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将现有现象界定为“国进民退”尚缺乏依据和实践证明,过于强调这一论断,可能人为撕裂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影响社会预期的稳定
中国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不过分下滑,除了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还可以进一步改善劳动力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需要进一步推进农业劳动力或者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地区转移
深度城市化是供给侧改革和扩大内需的最佳结合点;在中国现行体制下,需要政府出手解决的城市化问题本质上是制度改革问题,基本导向是进一步市场化
根据国际规则的约束来创新产业政策模式和政策实施机制,是我们今后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