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聚焦 > 正文
  • 发表澳门新葡8522最新网站
  • 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 新浪转发


缩小南北差距需要强有力改革——访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周天勇

2021年02月08日 19:22 来源于 财新网
可以听文章啦!
要缩小南北差距,北方的体制改革一定要比南方力度大。除了加快土地改革,当前要全面放开生育
资料图:周天勇。

  【财新网】(记者 张兰太)近一段时间以来,南北经济发展差距问题引发热议。无论过去更多强调的东西差距,还是近来引发关注的南北差距,都是中国经济区域发展差距的具体表现,也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

  2020年10月29日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下称《“十四五”规划建议》)坦言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提出“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

  当前,中国的南北差距扩大了吗?如果是,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国家和地区层面又该如何应对?为此,财新记者日前专访了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原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

南北差距在拉大

  财新记者:中国南北经济差距的现状如何?具体表现在哪儿?其大致发展过程是怎样的?

  周天勇:有的学者提出,不要夸大南北差距。我认为,这不是人们在夸大它,而是它本来就正在拉大,并且,如果没有重大的举措,南北差距还会继续拉大,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经济问题。从国内区域差距的现状来看,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东,中,西部之间的差距从最高点在下降,但是,南北差距在拉大,这是其显著的特征。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我们计算发现,无论GDP总量还是人均GDP,南北方的差距近年都在扩大。(如上图所示。其中,2020年的人口数是按照2019年的出生率降低一个千分点,死亡率不变计算出的,下同)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可以看到,整个南北人口占比,自1952年以来,特别是从1971年到2017年,一直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从东,中,西部的人口占比来看,近十多年来,东部的人口比例在上升,中部的人口比例在下降,下降幅度比较大,西部的人口比例从2004年开始也缓慢下降,现在稳定下来了,但是,中部的人口比例仍然在下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从东,中,西部的GDP总量看,其差距最大的时候是2003年-2007年,但是,2007年以来东部GDP比例在下降,从原来的59%左右下降到现在的54%左右。中部的GDP总量占比曾长期处在30%上下,1988年以来逐步下降,近十年来稳定在24%-25%,曲线很平缓。但是,同期西部的GDP比例提高了,从百分之十几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多。从人均GDP来看,东部的占比下降很快,中部和西部的占比上升较快。这是东,中,西部人均GDP比重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我觉得,在GDP总量以及人均GDP上,东部的比重下降,背后原因还是在于东部地区的北半部,包括山东,河北,天津等地区,其比重在下降,而不是东部地区的南半部分比重在下降。也就是说,东部地区的北部经济比重下降引起东部整体下降,所以,这实际上还是个南北问题。

  南北方人口比重相对稳定,基本上是两条平行线。看GDP总量数据,2016年,2017年南北方 GDP总量的差距还不大,2019年一下子拉得很大,我估计2020年在疫情影响下,北方GDP比重下降更快。

  另外,北方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2019年下降了将近7个百分点,2018年是92%,2019年下降到85%了。北方人均GDP的比例近几年一直下降得很快,2012年,北方比南方还高,北方是101%,南方是98%;2019年北方就变成85%了,南方将近111%了。

  观察这两年的大趋势,我觉得,以GDP总量来看,北方的比重长期稳定在42%,43%,在10年时间里从43%下降到了2019年的35%,南方从57%上升到了65%,特别是2019年,幅度变化很大。另外,从人均GDP看,南北差距拉开的速率更大。

  从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看,南方原来比北方还要低一到两个百分点。但是,到了2019年,南方提高到110%,北方跌到85%,差距很明显。从2013年左右南北比例大体相等,一下子下降了这么多个百分点,而,且2020年南北方的人均GDP差距可能更大。大家原以为南北方GDP总量比例在扩大,但是人均差距不大。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南北差距为何扩大

  财新记者:南北差距扩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自然地理因素还是人为体制因素?

  周天勇:我不想多说什么气候问题,资源问题。南北经济差距拉大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根深蒂固的历史,观念,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差距。我想重点谈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历史的原因。改革开放以前,南方,特别是东南沿海,国有企业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南方主要是靠民营经济发展起来的;北方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是国有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也是更多地依靠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再从开放的顺序来看,东南沿海地区最先开放,北方地区开放较晚,所以,外资,民营经济发展,也是从东南往全国扩散。在这个过程中,全国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从原来的1亿多下降到2019年的767万。

  北方地区,从基因上就是国有经济,政府对企业实行计划管理,特别是东北,长期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辖区企业实施计划类型的严格管理,非常驾轻就熟。南方地区的政府,改革开放初时,还不大会管理民营经济。实际上,个体户和民营企业,都是在政府还不会管理时出现的,虽然问题也很多,但是发展得也最快。政府一旦按照计划和行政管理的思维,民营企业就越发展不起来了。北方从胎里带的,就是会用计划和行政的方式管理企业,其计划体制的政府管理方式越完善,民营企业就越难发展壮大,就是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性的国有企业,也会被越管理越收缩。

  现在来看,我发现,凡是民营经济发展不好的地方,国有经济发展得也不行;民营经济发展好的地方,国有经济发展得也好。二者之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相配套和促进的。

  究其原因,其中一个就是产业配套,比如说东北的工业仪器等产业,就缺乏大量中小企业的配套,比如生产灯泡,电线等产品的民营企业较少,很多零件要到南方去购买。而南方的大众等汽车厂等可以就地配套,中国一汽还得南北长途运输零件,需要仓储物流,谈判成本也比较高。

  第二,民营企业发展起来以后,民间的收入就比较多,那么,在需求方面又给企业创造了市场。北方的民营企业不发达,国有企业工资也低,居民额外的收入比较少,消费不足,所以,整个市场不繁荣不景气。

  所以,从收入,支出,消费和整个市场的需求看,南方经济处于一个比较良性的循环之中。但是,北方一些地方都是行政性的城市,缺少民营企业,没有形成产业,市场需求不足。特别是一些地区,民营企业很少,又没有国有企业,本地消费—市场的循环,就是财政供养人员和政府运转的支出,没有什么企业和产业,只有一些餐饮,住店,加油,修车等。假设有一天这个地区的党政事业机构都要撤并到别的地区,那么,这个撤离地区立即会变成经济荒芜的城乡。

  民营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国有企业就很难发展。例如,北方某省,历史上是以国有企业为主的重工业大省,但是,2019年其地方国有企业资产规模只有2.5万亿元,去除应缴税费,营业外收入和政府补助,总体亏损150亿元左右。相反,改革开放初几乎没有像样企业的南方某省,改革开放后以发展民营经济为主,其2019年的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竟然高达17万亿元,实现净利润1249亿元。所以说,民营经济好的地方,国有经济也好;民营经济不好的地方,国有经济的日子过得也很艰难,就是再怎么强调要做大做强它们,实践中也好不到那去: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不是对立的。比如,招商集团,它是在深圳民营外资经济繁荣,市场化程度较高,离港澳很近等条件下,发展得非常优异。如果它诞生在一个民营经济发展很差,国有经济为主,计划经济色彩很浓的省份,决不可能有它的今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南北方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原因。

  第三,从市场化程度来看,南北方有不小的差距。关于市场化,人们往往看产品是不是市场化了,都说我们产品有多少通过市场销售,政府不干预了,有多少是市场定价了,于是,我们好像完成了市场化改革。其实远没这么简单。市场化主要看三个要素是不是市场化配置了。一个是劳动力要素,一个是资本要素,还有一个是土地要素。

  从劳动力要素来看,南方地区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一方面,南方务工人员多,从事制造业等行业,工资也好,流动也好,都是通过市场来配置的。另一方面,一些事业单位,还有民间机构,聘用人员也是合同制的,不少业务是外包的,市场化的,而且,教育,医疗等领域,比北方的市场化程度要高一些,收入也高。南方个体,私营企业比较多,劳动力在民营企业就业的比例比较高,不像北方,劳动力在行政机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就业多,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程度低,而且流动性也不高。

  从资本要素来看,看四大行的贷款点分布,目前大银行的资本流向比重大的都是南方,因为南方有贷款需求,有产业支撑,而且有市场,抵押资产的风险也比较低。北方则是各大银行的高风险地区,而且贷款做产业的少。所以,从资本的流向来看,劳动力,资本,土地三大要素中最容易纠正扭曲的就是资本。因为资本流动性强,这个地方体制扭曲,它就跑到体制不扭曲的地方去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且,在北方,国有银行可能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更加歧视,觉得贷款给效益较差的国有企业,宁肯形成不良资产,他们觉得政府会兜底,责任上也比较保险。

  从土地要素来看,全国都没有实现市场化配置,土地还是计划分配。因为土地要素从区位上讲不能流动,在北方往往无法充分利用,而南方由于产品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追求经济利益的主体比较多,可以对土地这种不可交易,未市场化要素配置的扭曲进行纠正。在南方,比如农村居民住宅办个农家乐,虽然宅基地不能交易,但是,通过产品市场化,可以把土地的产权变现出来,但是在北方就不行,很多地方以不合用途管制当作违建就拆除了。南方盖的一些小产权房,虽然在规划上不符合原则,但是,从经济角度讲,正是通过这个办法来纠正体制扭曲,把地租产出变现。

  总的来说,南方在纠正土地要素不能市场化的扭曲方面,有很顽强的力量。第一,它的产品有市场化的需求;第二,它有追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主体;第三,一些行政管理上的变通要比北方好,容易纠正一些扭曲。

  而北方一些地方对上级部门下达的政策文件会层层加码,放大,比如在违建等问题上,弹性很小。这也是受到历史上计划经济的影响。

  所以,在要素市场化程度上,南北方是不一样的。要素不能市场化,特别是规模相当大的闲置和低利用城乡土地要素市场化程度很低,加上失业和就业不充分的劳动力又那么多,闲置的劳动力要素和闲置的土地要素在土地,建设,规划,城管等部门的管理下,不能市场化组合形成生产和服务能力,这肯定会影响国民经济的产出和增长。

  另外,南方的政府,部门也好,各级领导也好,对市场主体有一种包容性,营商环境比较好。对上级政府下发的文件,或者是有关部门作出的规定,对经济发展可能有制约作用的,南方的政府,部门会尽可能地通过变通转为柔性,包容性,能朝着有利于经济主体,有利于市场经济运转的方向去操作。而北方的很多地方绝对按程序执行,按条条框框执行,甚至为了表示正确,甚至层层加码放大。很多各部门的规定,各种文件,可能互相冲突,而且前后不一致。但是,北方的政府,部门机械地执行各种规定,而且这些文件可能打架,或者环节很长,或者前后矛盾,或者朝令夕改,市场主体就无所适从。

  这也是北方经济下降,南方经济上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担心,这种南北差距发展下去,会形成发展经济学上讲的回波效应,也称之为马太效应。

  发展经济学上讲的回波效应是什么?是指经济活动正在扩张的地区将会从其他地区吸引净人口流入,资本流入和贸易活动,从而加快自身发展,并使其周边地区发展速度降低。也就是说,发展得好的地方,会越来越好,而发展得不好的地方,则会越来越差。

  南北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南北方之间正在形成回波效应。如果不及时扭转,南北差距会越来越大。现在,南北方不只GDP总量差距不断拉大,人均GDP差距也在日益拉大。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国内主要的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就不是东西差距,而是南北差距了。而且,东西差距影响的人相对较少,因为西部人口比较少,也在往东部流动,而南北差距不一样,因为北方地区,包括河南,山东,河北,陕西,山西等省份,都是人口多而密集的地方。所以,南北差距比东西差距更可怕,一定要警觉这个问题,切不可以为这不是个大事,不要形成回波效应,陷入恶性循环,导致南北方之间不断拉大差距。

  财新记者:从你上面的分析来看,人口和资源,气候等这些自然因素不是南北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

  周天勇:这些可能也是南北差距拉大的客观原因,但不是主要的,比如中国北方气候寒冷,但是,芬兰等北欧国家,加拿大和俄罗斯也气候寒冷,但北欧国家和加拿大经济发展得不错,北欧是第三条道路,市场配置资源仍然是其基石,其社会主义因素主要体现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方面;加拿大是市场经济。俄罗斯发展许多年困难,它胎里带的也是以计划经济,国有经济为主,改革后市场经济受到制衡,民营经济发展管制很多,经济结构调整缓慢,营商环境较差。

  资源也是一个客观因素,但是,资源既有资源红利也有所谓“资源诅咒”,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个体制问题。其实,资源丰富的地方不一定发展得好,像俄罗斯,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但是人口有1.4亿多,如果只靠卖石油,天然气来发展经济,提供社会福利,那就麻烦了。

  再说人口,东北地区这些省份受计划生育影响太大,我估计全国现在生育率为1.1的话,东北只有0.6,它整个老龄化的程度非常高。因为计划生育有个特点,原来的规定是,第一,城镇人口只能生一个孩子;第二,在体制内工作的人更不准超生。而东北地区原来的城市化水平比南方高多了,如1980年全国城市化水平只有18%时,辽宁城市化率就达到35.48%了,而且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就业的职工特别多,所以,东北是受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非常严格的地区。另外,国有企业的职工多,退休的多,年轻人少,老龄化程度太高,养老负担过重,养老金缺口大,所以,东北衰落有一些客观因素,导致经济缺乏活力。

  从外部环境上讲,东北地区西靠蒙古,北靠俄罗斯,南靠朝鲜,不像南方,如上海可以通过港口面向全球,广东则可以对接港澳,辐射东南亚。

  几乎整个北方地区都是被这些国家和地区围绕着,除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日本,韩国外,北方整个周边经济合作环境不如南方好。

  另外,从思想观念上看,北方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地区民营企业发展的营商环境不行,个人创业很困难,“关系文化”,“求人文化”就慢慢形成了,办什么事都要找人,到国企,行政事业单位求职的人多,财政供养的成本越来越高,整个经济就没有活力。政府系统越庞大,税费也就越高,民营经济越发展不起来。我看了一下国家统计局国企,事业和党政社团三部分人员变动情况,2006-2019年,国有企业员工人数从2763万人减少到了768万人,教育卫生科研人员从2411万人,增加到2015年时最多的2890万人,再减少到2749万人,只有党政社团工作人员从1258万人增加到1957万人,增加了699万人。其中,南方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公务活动外包较多,事业改革的力度较大。财政供养的负担,北方会比南方更大一些。

北方要比南方更有魄力,推进更大力度的改革

  财新记者:对于不断扩大的南北经济差距,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如何缩小这种差距?

  周天勇:以计划经济的思维的方式去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根本不行。首先,振兴东北,不能以拨给更多项目,更多资金的这种方式,最后都浪费了。

  第二,北方要比南方更有魄力,推进更大力度的改革,如果北方没有更大力度的改革的话,就没法扭转南北差距扩大的趋势。中央财政给钱,不如放权;部门给实施规划,不如少干预,少限制;发改委摆项目,不如鼓励其改革,自己去找项目;上面开会发文件,不如给体制,给政策。

  就像长跑一样,前面的人跑得快,后面的人跑得慢,南方先改革吧,你们改革成功后,我们再学习,如果后者还想跟在前者的后面慢慢跑,这样肯定不行,差距越来越大。北方要比南方有更大力度的改革,才能把这个势头翻过来。更不用说,如果南方大力改革,北方则按部就班,那,么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南北之间就形成恶性循环。

  北方必须得有当年南方的那种突破性的改革,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上。

  当前情况下,土地改革不能把耕地变少了,但是,对于那些利用率低甚至撂荒的土地,可以用市场的办法,通过交易盘活。这种问题只有市场才能解决,不能用计划经济的办法来解决。需要牢记的一个真理是:用计划和行政管制的办法解决不了低效率问题。

  我所在的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做了一个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型课题。通过计算,我们发现,改革开放后中国三次国民经济S型高速增长,都是由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推动的:第一次是改革开放初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和发展“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贸易;第二次1992年开始推进突破性的市场取向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第三次是21世纪初中国加入WTO,同时国内修改,废除了19万条法律法规,实施了相当大力度的改革和开放。在我们看来,一次大力度改革开放会使国民经济增速进入上升期,后来随着其效应逐渐释放,经济增速又慢慢下来,实际上相当于形成了一个改革周期。如果2021年能够全面推开土地改革,相信中国经济增速也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所以,对于北方,特别是东北地区,当前要实现国企改革突破,难度太大,但是,把土地放开,使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与土地要素相结合,就可以创造巨量财富。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42年,包括三个大的改革周期。第一次是5年,1981-1985年;第二次也是5年,1992-1996年;第三次大概是2001-2007或者2008年,年份稍微长一些。要不是发生全球金融危机的话,这个周期可能更长。


中国1978到1987年GDP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中国1988到1996年GDP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中国1997年到2014年GDP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下一步其实就是要把土地放开,再启动一个改革周期。然后,过个七八年,再把国企改革作为突破口,那时候,中国国力进一步增强,而在国有企业就业的人更少一些,就容易改革。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国有企业与土地体制同时大力度改革,可以将国有企业中的划拨土地放开二级交易。如果先改革土地体制,再改革国有企业体制,此前全国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率还是如目前一样(2020年总资产盈利率只有1.01%,权益资产盈利率只有1.64%,而且其盈利大部分来源其财务公司倒贷和资产出售等营业外利润),就坚决不能放开国有企业中划拨土地的二级交易,也要严格管理其变相交易,因为其低效率会将仅存的土地资产消耗掉。

  近期最大的办法就是土地改革。从生产要素改革的历史顺序来看,第一,改革了资本要素,虽然现在还有所有制歧视,民企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已经基本市场化。第二,改革了劳动力要素,目前行政事业单位里还有一些非市场化的劳动力,估计还有4000多万,中国总共7.7亿劳动力,其中,城市4.4亿劳动力,4000多万也就占9%左右。下一步需要加快改革的就剩土地要素了。

  财新记者:土地制度改革问题确实十分重要,户籍制度改革也备受关注。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提出“推动经营性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包括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建设用地市场体系,开展土地指标跨区域交易试点等,还提出“推动劳动力要素有序流动”,要求推动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等等。你怎么看?

  周天勇:户籍等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因为户籍制度,子女教育歧视,居住成本太高,土地不能交易退出粘性等等会造成更多的“青出老归”人口。目前,国内劳动力流动在短期内不受限制,不影响劳动力出去打工,不影响求职者去应聘一个工作,因为人和土地不一样,他可以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把户籍制度的扭曲予以纠正,但是,土地流动不了,一直没有市场化,现在通过市场化改革,可以把土地的潜力释放出来,国民经济就可以往上冲一冲,但关键是改革,特别是北方。

  总之,要缩小南北差距,北方的体制改革一定要比南方力度大。除了加快土地改革,当前要全面放开生育,不能只提放开三胎。

南北差距比东西差距严重得多

  财新记者:中国过去似乎更多关注和强调东西差距,比如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建立东部对口支援西部的制度安排,现在南北差距忽然成为关注焦点,我国南北差距超过东西差距,成为国内主要的区域差距了吗?

  周天勇:是的。现在来看,第一,东西差距缩小,实际上有几个因素,一是对于西部地区,确实这些年东部地区在对口支援,而西部人少,它自己本身也在发展。第二,中部地区的一些产业也在往西部转移。另外就是人口回流。实际上,近些年南方地区的西部向东部的人口流动减少了,特别是成都,重庆的人口增多了,另外一个客观因素就是北方地区的东部经济增速下滑,东西差距就有所缓解了。

  但是,现在看南北差距,尤其是2019年和2020年,差距相当明显。原来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密度大,西部没多少人口,但是,南北方就不一样,北方人口多,如果南北差距拉大的话,南北差距问题要比东西差距问题严重得多,因为涉及的人口多,它会对整个中国经济的板块,结构,人口,社会,产业,市场等等带来一系列的冲击。就是说,南北差距比东西差距的影响要大得多。

  财新记者:刚刚也提到,过去更多关注和强调中西差距的时候,就有了定向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或者东部对口支援西部的机制,如果南北差距这么大,是不是也会有一个相应的调节机制?

  周天勇:这个不太可能。因为西部地区人口少,而且西部有一些是民族地区,边远地区,东部可以对口支援,但是,南北差距问题太大,北方地区的人口多,怎么对口,谁来对口?光山东和河南就是一个多亿人口的大省,谁对口得起它们?主要是对口支援不动,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对口支援。对于新疆,西藏,青海可以对口支援,但是,整个南北对口,这个事儿做不到。

  财新记者:那么,应该如何缩小南北差距,进一步促进国内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其中的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问题,具体如何解决?

  周天勇:解决南北差距,第一,要加快户籍改革,让人口流动起来。比如北方地区,如果产业不行了,北方GDP总量下降,但人口还在这儿,那么一平均,肯定人均GDP就低了。如果从北方的人口流动到南方,南北方人均GDP差距就不会这么大,所以,要让人口流动起来。第二,还是要推进产业转移,现在看来,不仅需要东西向的产业梯度转移,还需要南北向的产业梯度转移,从整体上来看,应当鼓励南北方的产业转移。当然,现在广东的产业为什么向越南转移,就是越南那边的成本,环境比国内其他地区还好,所以,北方必须得以更大力度的改革来吸引南方的产业,就是说,南方的产业往北方转移,北方的人往南方流动,那么经济就活泛。总之,要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英国当年的重工业,包括造船厂,钢铁厂等,全在格拉斯哥,当地人口最多是130多万人,后来产业结构调整,整个人口剩下60多万人。人都跑哪去了?跑到英格兰和威尔士。通过人口流动,英国南北部人均GDP没有出现太大差距。

  另外,在基本公共服务上,我认为要尽快缩小各地差距,实现均等化,特别是要尽快实现基本养老金全国统筹。社保为什么要中央政府来管呢?

  第一,人口是流动的。如美国的养老金是联邦政府征收和发放的。为什么?因为人口是流动的,年轻时都是在这个地方工作,老了去那个地方去养老。所以,一定要中央政府来管,而且要均等化。

  第二,这是个政治问题,养老金由中央政府管,人们对这个国家就有认同感。所以,这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所以,南北方的社保一定要尽快统筹到中央。

  财新记者:对此,《“十四五”规划建议》也提出“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还提出“健全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展,区域合作互助,区际利益补偿等机制,更好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共同发展。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财力支持,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周天勇:其实,全世界都会经历产业发展的周期,比如德国鲁尔地区,英国的格拉斯哥地区,美国的底特律,都是如此。中国的南北差距问题,也要在这个大背景下思考。

  关于中国南北差距拉大,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北方地多缺水,南方丰水地少,这倒是与资源有关。你去看全世界干旱的地方,除了有石油和靠海的地方,都是经济发展欠佳的地区。经济繁荣地区,都靠江靠河靠海。也就是说,水是发展经济的基础。其实,在许多国家,平衡地区之间发展和水资源的重新分配有非常大的关系。举几个例子,印度实施北水南调,往南方调了1386亿立方米;巴基斯坦大概调了1260亿多平方米水;美国调了342亿立方米水,但是,主要往西部调水200亿立方米;俄罗斯大概调了723多亿立方米水;加拿大调了1410亿立方米水。

  我们国家南水北调主要是城市的生活用水,上述国家有一部分是灌溉用水。现在,北方地区还有一个问题是,城市和产业发展也好,耕地灌溉也好,受到水的约束,但是,我们其实有南水北调的条件,我们14亿人口,才调了300多亿立方米水。应当想办法把南方的水继续往北方调。中国发展不平衡,跟水的限制有非常大的关系。

  美国西部要是没有200亿立方米的调水,西雅图,旧金山和洛杉矶一带的城市,工业和农业就根本发展不起来。中国南方的水资源非常充沛,而西北和北方这一带大量的干旱土壤地和沙漠地,有水就能扩大发展的空间,就可以转移产业,可以发展节水高效农业。这是扭转南北差距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性措施。

责任编辑:杨哲宇 | 版面编辑:李东昊

推广

财新私房课
好课推荐
财新微信


Baidu